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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·难忘师恩-中国著名哲学史家方立天追念老师冯友兰先生

编辑发布:  供稿单位:党委宣传部  发布时间:2014-07-03

一座高峰

——追念老师冯友兰先生

  编者按:自古以来,我国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。《礼记·学记》中说:“凡学之道,严师为难。师严然后道尊,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”荀子说:“国将兴,必贵师而重傅。”老师是传道、授业、解惑的人,是培育人才的园丁,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,受到学生的敬仰和爱戴。今天光明日报开设《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·难忘师恩》栏目,旨在记取老师治学育人之风范,以滋养教育的今天和未来。

  冯友兰、张岱年和任继愈都是我在北大念书期间的老师,他们对我的为人和治学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。张岱年和任继愈两位先生去世时,我都写了纪念的文章,冯先生的纪念文章却一直没写,这是我心中的一个遗憾。这次《光明日报》约我写稿,我很高兴,能够弥补心中许久的缺憾了。

  20世纪50年代后期,北大要求老教授为本科生上课,冯先生给1956级的本科生开中国哲学史课,57级的同学也来听课。我被56级二班指定为课代表。课代表的任务是要向主讲教师反映同学们的意见和要求,因此我也幸运地有稍多机会接触冯先生,近距离地体察冯先生的学术大师气象。

中国著名哲学史家方立天追念老师冯友兰先生

  冯友兰(1895—1990)现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史家和哲学家。河南南阳人,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,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,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中州大学(现河南大学)、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。著有《中国哲学史》、七卷本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等著作。

  第一堂课冯先生就给我们带来了惊喜,他说:有两个中国古代哲学史,一个是客观存在的、真实的中国古代哲学史;一个是后人整理、研究、撰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,是描述性的,不一定真实。这两者的关系就像颐和园和颐和园导游图一样。导游图有引导你游览的作用,但是看导游图不能真正领略颐和园的美景。所以,学习要读原著,要准确理解中国古代哲学原著的意蕴。

  后来我与冯先生熟悉一点了,就问他怎么学好中国古代哲学。冯先生从书架上取下线装的《论语》,又告诉我要读原著。我想起小时候在村里跟最后一个秀才学习过的线装书《论语》,就给家里写信,家人很快给我寄到北大,这套书到现在我都保存得很好。冯先生说,研究中国古代哲学,要把中国古代哲学中好的东西发掘出来,加以继承和弘扬,那才叫本事。他这句话对我来讲有指明方向的意义,我这一辈子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学术研究的。

  冯先生说,读书就好像游泳,老师只是把学生推到水里,游得怎么样,能否游到对岸,要靠学生自己的悟性和努力。

  记得我第一次去冯先生家,是反映讲稿纸张质量的问题。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用的教材是把冯先生的讲义印发给我们。纸张质量太差,本子也小,装订也粗糙,用线缝在一起,翻多了会散。我讲了意见,冯先生说,现在国家有困难,没有那么多好纸,大家要理解国家的困难。

 

 

第二次去冯先生家,有一件让我记忆深刻的事情。这次我进了冯先生的书房,在他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看到一封信,信纸很大,字也很大,是毛主席给冯先生的亲笔信,冯先生展开压在玻璃板下面。我很好奇,也很震惊。征得冯先生的同意,我看了一遍这封信,其中一句话说“做人以老实为宜”。据我后来的观察,这句话后来对冯先生可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  那一次,师母还给了我几块糖。几块糖在今天是微不足道,但是在物资匮乏的当时,对一个学生来讲,还是很稀罕的。到今天想起来,还让人觉得非常温暖。

中国著名哲学史家方立天追念老师冯友兰先生

  方立天 著名佛教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。浙江永康人,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,博士生导师,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——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,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哲学学部委员,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

  冯先生说话有时有点儿口吃,但是讲课条理异常清楚,文字表达一流,他能把不易懂、不易讲清楚的问题讲通透。他有很高的现代哲学素养,又有高度抽象概括的能力,善于以简驭繁,高度概括,对于难点问题,能作出通俗易懂的解说,且有很多创造性的阐发。例如他把先秦名家惠施的哲学“天与地卑,山与泽平”“今日适越而昔来”等十个论点,通过分析惠施揭示和夸大事物同异关系的相对性,强调事物之间的同一性,而把它归结为“合同异”学说。又指出公孙龙子的哲学《白马论》是强调“马”和“白马”两个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区别,《坚白论》是把事物和概念对应起来,否认各个概念之间的联系,夸大事物的特殊性,否认事物的共性,被归纳为“离坚白”学说。这都已成了定论。

  冯先生也很关注唐代佛教宗派哲学和佛教哲学,认为佛教“包括哲学方面的根本问题”,他也关注唐代韩愈等人反佛教的斗争。他揭示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:唐代反佛教的儒家学者实际上也从佛教哲学中吸取了养料。

  冯先生认为佛教的僧侣有上层和下层之分,比如慧能原来是寺院舂米推磨的文盲,后来创立了禅宗,是佛教改革运动,是值得肯定的。汤一介先生告诉我,“文革”中,冯先生也被批判,坐“喷气式飞机”什么的,那时候他就在心里念慧能的偈“菩提本无树,明镜亦非台,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”,来缓解内心的矛盾和痛苦。

  冯先生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是有开创之功的。任继愈先生在《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贡献》一文中说:“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,是从冯先生开始的,冯先生虽然对佛教的部分自己感到不满意,但他的开创之功不可湮没。”(《中国文化书院九秩导师文集·任继愈卷》413页)

 

 

还值得提出的是,冯友兰先生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自1948年英文本在美国出版后,先后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发行,成为国外学习中国哲学、了解中国思想的必读书。可以说,在推动中国哲学文化走向世界方面,冯先生不仅是一位先行者,而且其贡献之大,迄今仍使人望尘莫及。

  现今人们如何看待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,是有分歧的。我认为这要从历史背景中去看,从本质上看。冯友兰是现代最富有哲学思维、构建起庞大哲学体系的杰出哲学家、中国哲学史家,也是教育家,著有“三史”“六书”,辑有《三松堂全集》,为中国的哲学、思想、文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,是一位文化巨人。

中国著名哲学史家方立天追念老师冯友兰先生

  冯友兰在北大给1956级开中国哲学史课程时印发给学生的讲义。方立天在页眉页脚记了很多笔记,工工整整,60余年后,仍仔细保存。光明日报记者 李玉兰摄

  20世纪70年代,迫于形势,冯先生写了几篇批孔的文章,讲了一些违心的话。80年代后他常常为此引咎自责,内心很痛苦。他对张岱年先生说:“我现在的态度改为‘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’(《庄子·逍遥游》)了。”这种转变,带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烙印、历史的印记,有其时代的意义。

  最令我钦佩的是冯先生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,他的爱国主义不是空谈、口号,是真情实感,是来自他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深厚感情,他在《三松堂自序》中满怀激情地说:“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,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,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,也是将来的起点。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,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也是最新的国家。这就增强了我的‘旧邦新命’的信心。新旧结合,旧的就有了生命力,就不是博物馆中陈列的样品了;新的也就具有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特色。新旧相续,源远流长,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。现在我更觉得这个展望并不是一种空想、幻想,而是一定要实现的,而且一定能实现的。”爱国的责任感、知识分子的使命感、民族的自豪心、文化的自觉性都跃然纸上。

  冯先生还说:“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,每一个中华民族的成员,都应该尽其力之所及做一点事。我所能做的事就是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,阐发出来,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养料,看它是否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来源。”冯先生以毕生精力“把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有永久价值的东西阐发出来”,其成就之巨大,足以比作一座中国哲学思想的高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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